借助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奉国寺大雄宝殿，壮丽的庑殿顶如羽翼一般，在天际张开屋檐。面阔九间的至高等级，向世人宣示着这座大殿过往的荣耀。
义县，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座十分陌生的小城。它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部，交通不甚便利。而就在这里，却有中国现存最为壮观的一座佛寺大雄宝殿，令无数学者和游客纷至沓来。佛寺名为“奉国寺”，诞生于公元1020年，前些年刚度过了千年大寿。
我不止一次地来访这里，每每欣赏这座雄奇壮观的木构古建，总有一股激荡之情生于胸怀，难以自抑。——你很难在全国另外一处寺庙里，看到如斯磅礴的大殿了。
它的“出生证明”，是一把尺子。据记载，光绪八年（1882年），奉国寺大修，在大雄殿内东南角的梁架上掉落下一把八门尺，上面写着“辽开泰九年（1020年）正月十四日起工”，这应该就是最初开工时的题记。遗憾的是，这把尺子已不知所归，但一通矗立在殿内的元碑，刻录有类似记载：“盖其始也，开泰九年处士焦希赟创其基。”初名咸熙寺，后改为今名。
现今的奉国寺，除了大雄殿仍是辽代原作外，其他山门、牌楼等，皆为清代以后重建，且规模萎缩了不少。鼎盛时期的奉国寺是何等气象？南宋初年的使者张邵记录下了他所见到的奉国寺。
奉国寺是辽代皇家寺院，隆楼杰阁，金碧辉焕，屋舍殿宇多以千计，但久经迁变，唯有大雄宝殿保存下来，清代以后虽有补建，但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自南向北望去，山门、牌楼、无量殿、大雄宝殿次第升高，排成一线，是今天奉国寺的主体建筑群。摄影／沈欣洪
金天眷三年（1140年），在寺主义擢的主持下，辽末以来尚未完工的四十二尊塑像得以装饰涂金，南宋使者张邵受邀撰文纪念此事。原来，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宋廷派遣礼部尚书张邵出使金国，谋求和议，面对金人淫威，张邵威武不屈，被扣押在金国境内，便曾羁留于当时的义县（名为宜州），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方才放归江南。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年大量使者被拘禁金国不能回国，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朱弁曾羁留大同，今天大同辽金古寺善化寺就保存有一通朱弁所撰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古人、古寺、古碑，结成了奇妙的缘分。
奉国寺布局图。
张邵写的文章名为《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在几十年后被刻诸碑石，至今竖立在殿内。其中写道：“其城中，棋布星罗，比户相望，而奉国寺为甲。宝殿穹临，高堂双峙，隆楼杰阁，金碧辉焕，潭潭大厦，楹以千计，非独甲于东营，视佗郡亦为甲。”自辽代以来，义县城内，崇奉佛教，寺庙比比皆是，尤以奉国寺为最。寺内殿宇深广，房间多达千余。
金朝末年，兵燹肆虐，义县被付之一炬，城内的辽金古刹焚毁殆尽，唯有奉国寺幸运地孑然独存，并且其规模在元朝有增无减。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大奉国寺庄田记》记载道：“义州大奉国寺七佛殿九间、后法堂九间、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四贤圣洞一百二十间、伽蓝堂一座、前山门五间。”
沿中轴线，从南至北，分别为山门、观音阁、七佛殿（即大雄宝殿）、法堂，东西对称布置有三乘阁、弥陀阁，大殿之前两庑为贤圣洞一百二十间，内有辽金塑像一百二十尊。此外，还有斋堂、僧房、方丈、厨房等几十间房屋。
图为寺内现存最古老的碑刻，金代《宜州大奉国寺续装两洞贤圣题名记》，记录着奉国寺全盛之貌。 摄影／贻芥
我们已无法得见全盛时期的奉国寺，唯有大殿历经兵燹、地震而不倒。古人感慨说：“抑神明有以维持耶？人力之所保佑耶？”不过，单单这样一座大殿，就足以成为古迹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了。
天下第一大雄宝殿
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不似砖石牢固，往往难以流传下来。有多少超过千年呢？只有不到30座而已。而举凡今天可以见到的辽代木构建筑，更是只有8座，被称为“八大辽构”，分别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天津蓟州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河北高碑店开善寺大殿、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以及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
几座辽构各有所长，应县木塔是其时建筑技术巅峰的杰作；独乐寺以严谨、精丽见长；华严寺的辽塑栩栩如生，享誉海内；而奉国寺呢，体量巨大，撼人心魄，雄冠一时。
图为大雄宝殿侧视线描图，大殿进深26余米，高近20米，佛像高坐佛坛、莲座之上，通高9米有余，胁侍菩萨身高2米多。大殿上层梁架系统十分复杂，横纵交织，内柱柱头上挑出华栱，承托梁架，层层交叠。绘画／柴永生
我对奉国寺的初印象，源自多年前在网上偶然看到的一张图：一个工作人员登上脚手架，站在转角屋檐下，正在维修。偌大的七铺作斗栱层层叠叠，竟比人还高出一大截来。人们常把斗栱比喻为屋檐下盛开的花，它建造在柱头上，承托起上面的梁架屋檐。只是斗栱便如此宏大，那么，大殿的整体规模又当如何？根据测量，大雄殿庑殿顶，面阔九间（49.545米），进深十椽（26.585米），通高19.930米。在现存寺庙古建中，面积仅略小于大同华严寺金代大殿。
步入大殿，首先感受到的便是空旷。居中横向一字排开七尊通高9米多的佛像，结跏趺坐，端居在佛坛、莲座之上。佛坛之前，是供僧众信徒礼佛膜拜的空间。殿内柱总数与外面的檐柱一样，为28根，不过外侧8根内柱是后世为了稳定结构而补立的，所以内柱实际为20根。
这20根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内柱，撑起了一千多平方米的偌大空间。然而，柱网却并非均匀分布。设计者们有意将柱网向后偏移，打破了前后严格对称的格局，加大前部空间，使其可容纳上千人礼佛。古建学家刘敦桢先生说，金代寺庙建筑常采用减柱法、移柱法（即减少室内柱子数量，或局部移动柱子位置，来达到增加室内空间的目的），奉国寺打破柱网格局，无疑是它们的先声。
过去七佛指释迦牟尼佛及在他之前成就正果的六佛，在石窟壁画中不算鲜见，但现存寺庙很少有如奉国寺一般，不仅以七佛为题材，还将其作为主体供奉在大雄殿内。有学者推测，七佛象征了辽代七位皇帝，是“人王即法王”思想的体现。 摄影／贻芥
目光上移，大殿上部采用彻上明造的方法，也就是未用平棋（即天花板）遮蔽，使视线能够一直延伸到顶端屋脊，梁架结构一览无遗。奉国寺的梁架异常复杂，为学界公认。学者将其分成了进深方向上的横架、面广方向的纵架，横纵织成一体。其中，最大的构件，是横架的主体——将七佛均匀分隔开来的六根六椽栿，长达17米。为了规避长材巨料的难得问题，工匠们在柱头上挑出层层叠架的华栱，来承托梁架，既缩短了梁架跨度，又增大了室内挑高。
把奉国寺誉为天下第一大雄宝殿，还有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材。
宋人李诫撰写的《营造法式》，是研究古代建筑的“圣经”，它集大成地总结了当时建筑设计、规范等方方面面。其中写道：“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
也就是说，“材”是古建最基本、最标准的尺度。按材份进行设计，指定规范。材有八种等级，分不同大小尺寸，依据所营造屋宇规模，选定对应材等。如第一等广九寸、厚六寸，用于面阔九间至十一间的殿身；二等材广八寸二分五厘、厚五寸五分，用于五间至七间……八等材广四寸五分、厚三寸。宋代一尺合30.4厘米，九寸约为27.3厘米。
据测算，奉国寺大雄殿材广28厘米，厚20厘米，与《营造法式》规定的一等材，大致相当。现存古建中，大同华严寺金代大雄宝殿、五台山佛光寺唐代东大殿，形制也大略为一等材。但是华严寺为五铺作，佛光寺面阔只有七间，都难与奉国寺规制相匹。
面阔九间、一等材、七铺作，奉国寺从几个方面达到或接近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那么，奉国寺为什么要建造成如此庞大的体量？
七佛：辽代皇帝的化身？
大雄殿俗称七佛殿，因供奉七尊佛像而得名。答案或在这里。
七佛名为“过去七佛”，自东向西分别是迦叶、惧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以中央毗婆尸为最高。按照佛教理论，在世界循环生灭变化中，每每有佛陀诞生。《长阿含·大本经》载：“过去九十一劫时，时世有佛名毗婆尸如来。复次，过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弃如来。复次，即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来。复次，此贤劫中有佛名拘楼孙，又名拘那含，又名迦叶，我亦今于贤劫中成最正觉。”后四者也被称为“贤劫四佛”。
七佛题材，随佛教传入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造像中生根开花。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8窟（3世纪），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420年），敦煌莫高窟第431窟（北魏），乃至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甘肃庆阳北石窟寺，七佛屡屡出现。但它们皆不能与奉国寺七佛通高9米多的巨大体量相提并论。
古建筑专家杜仙洲曾称赞七佛：“高大庄严，权衡匀整，柔逸俊秀，神态慈祥，极为壮丽。”当你站在佛前，很难不发出如杜先生这般的感慨。空旷的大殿，拉开了人与佛的距离，人显得十分渺小，佛像则高高在上，宝相庄严，你需要仰视才能触及佛的目光……
可是，遍观七佛，又难免有些不解，甚至失望——七佛面孔几乎没有变化，皆以一副面容示人。是辽代工匠技艺落后？但佛坛上，每尊佛像前皆竖立有两尊胁侍菩萨，高2米多，姿态婉约，神容自然；佛坛两端还有两尊天王像，高3.5米，则威武刚猛，与菩萨刚柔并济。它们虽然经过后世重妆，依旧不脱辽代原貌风采。
在七佛背面，塑有一尊身高3米的倒座观音像。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倒座观音像濒临倾颓，寺僧向百姓募捐重塑，其中一位重要施主就是辽东边帅李成梁的母亲李太夫人。摄影／沈欣洪
很有可能，七张相似的面孔，是刻意而为。它们象征佛教大千世界亘古不变的真理，是教徒们终生追求的永恒境界。另一方面，七佛所施手印却各不相同，迦叶佛施禅定印，毗舍浮佛施说法印，释迦牟尼佛施触地印。可以说，七佛之面寓静态，象征永恒；七佛之手寓动态，修行思辨。
在瞻仰佛像时，寺里的讲解员讲了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48年辽沈战役时期，义县因为地处南下锦州的要道上，成为一处关键战场。炮火纷飞，一枚炮弹击穿奉国寺大雄殿屋顶，径直落在了释迦牟尼佛手中。极其幸运的是，炮弹竟然没有爆炸！当地人戏称为佛祖“徒手接炮弹”。
也太神乎其神了。或有奉国寺遭受炮火之事，只是在人们口耳相传中，偏离了真实性。但这也令我不禁多打量了几眼这尊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有特殊之处——七佛大多袒露胸部，内着花裙，裙带在胸下打结下垂，外敷朱色花边大衣。只有释迦牟尼佛差异很大，不着内裙，袒右袈裟，头略西转。何以如此呢？有学者认为，他象征着当时在世的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
辽圣宗或许有些陌生，但是他的母亲萧太后萧燕燕，由于杨家将的故事而几乎家喻户晓。萧太后摄政期间，辽朝达到鼎盛，1004年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进入较为和平的年代。而自辽初开始传播在契丹人之中的佛教，逐渐走向繁荣，蔚然成风，举国上下，无不崇佛甚至佞佛。辽代皇室的名字，不乏佛教典故，像辽圣宗小字“文殊奴”，他的仁德皇后小字“菩萨哥”。史称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尤留心释典”。
建筑艺术史学者殷力欣认为，按照“人王即法王”的观念，七佛很有可能就对应了辽德祖（耶律阿保机之父，追封）、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六位先帝，以及在位的辽圣宗本人。
因此，作为在位皇帝辽圣宗的示现，释迦牟尼佛略显特殊，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但是，说到这里，仍有问题未得到完全解决：是为了供奉七佛而选择最适宜的九间殿，还是为了安排九间殿的空间而选择安放七佛？
虽然学者们对此亦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的是，奉国寺大雄殿作为当时等级最高的九间殿，必然是皇家经营。无论是供奉七佛，还是建造九间殿，都说明了当时崇佛之风的炽盛。
辽胁侍菩萨像。摄影／沈欣洪
2013年，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电影《一代宗师》时，特意在奉国寺大殿内取景。电影里，章子怡扮演的女主宫二遭遇人生变故，在奉国寺佛像注视下，选择了自己的道。残灯烛火散发昏黄的光，墙壁上的元明壁画尽显斑驳，浸润着数百年的香火气息与人们对信仰、信念的追求。观者自从踏入大殿的第一刻起，便无时不在佛的目光之中。
“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资，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可以说，正是辽朝自上而下的宗教热情，才创造出了这座煌煌巨构吧。
在大殿内仰头望向层叠的梁架，只见一个个飞天身披彩带，在祥云烘托下翱翔上空，体态婀娜，柔韧姿媚，为佛会献上伎乐歌舞。这是辽代奉国寺留给今人的精彩绝伦的建筑彩画。
重现佛会盛事
奉国寺有三绝，大殿、七佛是其二，其三则不易察觉——隐藏在高高在上的木构件上的建筑彩画。你要仰起头，“眺望”至少五六米的高度，才能在梁架、斗栱、阑额上寻见到它们的存在，可一旦发现，就很难再移开你的视线。
这些辽代建筑彩画，有2000平方米之多，图案丰富多彩，有飞天、网目纹、莲荷花纹、卷草纹、缠枝纹等各式纹饰，虽然历经风雨、烟熏、蝙蝠尿液的摧残而有所褪色，但依旧鲜艳明丽，这是国内罕见的辽代建筑彩画实例。彩画几乎遍及所有木构表面，即便是观者绝难看到的梁架顶部、斗的里侧，也没有被工匠忽视怠慢。创作者们的虔诚与热情，穿越千年，尤令人感慨。
辽代时，义县城内寺庙林立，香火鼎盛。往前追溯，有北魏在义县西北开凿万佛堂石窟，是东北地区年代最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 摄影／常克永
学者们进行调查时，发现大多彩画底层有着淡淡的墨色线条，或者在勾勒画面形象的彩色线条附近，又或者被彩线压住。这说明工匠们是先用墨线起稿，再勾勒上色，与壁画的绘制方法如出一辙。此外，部分花卉纹则使用了“没骨法”，即不用墨线立骨，直以彩色图之，展现出高超的技艺。
梁思成先生注释《营造法式》时曾说：“（宋代）彩画实例可以说没有，这是因为在过去八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每次重修，总要油饰一新，原有的彩画就被刮去重画，至少也要重新描补一番。”奉国寺承继唐代，又受北宋影响，对于当时的彩画制度是重要的借鉴。
在这些彩画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梁架上的42躯飞天。他们萦绕于祥云之间，身躯呈现曼妙的S形曲线，轻盈婀娜，衣带飘舞，散花飞行。面相丰颐美悦，微微含笑。
艺术史学者白鑫在《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建筑彩画》里指出，这些飞天是在木构件画好之后再搭建上去的，而非先盖后画，这无疑减轻了作画难度。因此这些飞天绘制精细，刻画深入，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
飞天在佛教中司职伎乐，是壁画、石窟里标配的形象。每当举行佛会时，飞天便翩翩起舞在极乐世界的上空，脚踩祥云，抛撒鲜花，手执各种乐器，用音乐供养诸佛。但是相比于平面描绘、浮雕雕凿，寺庙建筑立体空间，显然是个天然短板。但是，工匠创造性地利用佛像上方的梁架，营造出了一个动态的天上世界。
为了便于观看，飞天都画在梁架下侧。飞天身向七佛朝礼，与佛陀、菩萨、天王，乃至僧侣信众，融为一体，俨然一个盛大的佛国世界。
据学者考证，西区1窟壁上飞天与奉国寺彩画飞天十分相似，或是辽代工匠模仿后者而为。摄影／常克永
佛教之路的东端
佛教沿着河西走廊从西北进入中国，又沿着辽西走廊，在东北开枝散叶。而东北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万佛堂石窟，就在义县西北10公里左右。
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营州（今辽宁朝阳）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禳灾祈福，在大凌河北岸的山崖上开凿佛窟，即万佛堂石窟西区。为什么选择义县？别看义县现在地理位置不佳，但在古代，却是相反。义县地处大凌河中下游，是进入东北的辽西走廊上的必经之路。早在西汉时即设交黎县，为辽西郡东部都尉治所。十六国时期，为前燕昌黎郡治所昌黎县。
佛陀目光低垂，凝视信众，穿越千年。摄影／沈欣洪
对于辽代，义县更为特殊。张邵如此说道：“自燕而东列郡以数十，东营为大。其地左巫闾，右白霫（xí），襟带辽海，控引幽蓟。”巫闾，指义县东边的医巫闾山，既是古代五镇中的北镇，也是契丹人的圣山。早在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金毓黼就深入医巫闾山，考察辽太祖长子东丹王耶律倍的陵寝。
近年来，经过考古发掘，医巫闾山发现了规模颇大的辽代帝陵遗址群，辽圣宗的父亲景宗、曾祖父世宗，末代皇帝天祚帝，以及许多宗室王族，都长眠于此。从上京、中京去往东京辽阳，或是祭拜先帝陵寝，都要经过义县。辽圣宗选择在看似偏远的义县建造规模登峰造极的奉国寺，就不难理解了。
402年，北魏散骑常侍韩贞受命慰喻东北契丹人，途经这里时，主持开凿万佛堂石窟东区，并雕刻《韩贞造像记》。有意思的是，这是“契丹”之名第一次出现在石刻上。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契丹崛起，疆域逐渐扩大，佛教也成为契丹人的宗教信仰。万佛堂与奉国寺，这两座同处义县的佛教宝地，有没有关系呢？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学者刘建华细致地考证分析了万佛堂石窟的类型分期，认为西区多有辽代补刻、改凿的痕迹，其中一个依据便是崖壁上的飞天形象，与奉国寺彩画飞天，十分相似，有可能是工匠模仿奉国寺而为。上世纪50年代，东区窟顶曾出土发现有鸱吻残件，为辽代产物，也证明了辽代时对万佛堂石窟确有营造之举。
这样的飞天在义县还有。从奉国寺向西南望去，约一公里远处，一座通高四五十米的十三层八角密檐式砖塔，赫然矗立，名为嘉福寺塔（或称广胜寺塔），是典型的辽塔范式。塔身每面都开凿有佛龛，佛陀跏趺坐于其中，左右胁侍菩萨，上方即是两躯飞天，灵动巧妙。
试想一下，飞天自西而来，翱翔至义县苍穹下，飞进奉国寺的大雄宝殿内，刻入万佛堂石窟的崖壁上，也落在高耸入云的宝塔上，在佛教之路的东端，播撒下信仰的辉耀，可谓一幅美妙的画卷。
撰文：苏蘅 摄影：任超 等
编辑： 方麗娟